在谈青铜器有关的各种问题之前，应该先交代一下什么是青铜器。这一点看起来似乎简单，但是在不少人心中并没有弄明白，从而出现种种误解。
如果读一些冶金方面的书，会发现多种铜基合金，就是以铜为主要成分，并有一定比例其他金属的合金，都被称为“青铜”。文物考古界讲的青铜，含义要狭窄不少，意思是有一定比例锡、铅的铜基合金。含有一定比例其他金属元素而不含足够的锡、铅的，严格的说不算青铜。
这种意义的青铜，在历史上出现并不太早。要知道，人类古时在地面上能直接接触到的金属只有两种，一种是黄金，一种就是铜。黄金有天然存在的，如可以淘取的金砂，可是其量稀少，古人不能用制器物。天然存在的铜，见于铜矿的露头处，中国过去叫“自然铜”，可以加热捶打，做成小型器物的。这样天然的铜是纯铜，呈肉红色。后来人们发明由铜矿冶炼出铜，如果没有共生别的矿石，所得也是纯铜，或称红铜。
红铜比较软，铸造时需要较高温度，成形的性能也不理想。经过加入锡或铅，情况便大有改善。因此，青铜制出后，便在很多方面取代了红铜。青铜含锡比例越大，硬度越增加，颜色也越亮白，不过也就更脆。请注意，青铜并不是一般说的青色的。
还有黄铜和白铜。黄铜是含锌的铜基合金，在古时出现是因为铜矿与含锌的矿共生。到汉代就有黄铜生产，因为黄铜颜色金黄，可以冒充黄金。白铜则是含镍的铜基合金，颜色白，但在古代还没有出现。
由于上面的情形，我们常常提到的“青铜器”，在所指器物没有经过测定的时候，有可能将少数红铜或者黄铜器物包括在内。我们说“青铜器研究”，也会同时涉及严格意义上不是“青铜”的东西。那么，大家为什么不像有的学者那样，用“铜器”这个范围更广的词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国际上习用“bronze”一词，意思就是青铜器。其实，从中文（还有日文）来说，“铜器”要更好些。约定俗成，现在也不必过于吹求了。
这里要讨论的青铜器，是指中国古代青铜器而言，时代下限一般断代至汉代。汉代以下当然还有青铜器物，就不属于我们所讲青铜器研究的范围了。只有铜镜，有关研究的时代范围可以晚到近代，应该说是一种特例。
青铜器是中国历史文物罪重要的门类之一。大家知道，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独到的文物创造，例如古希腊的石雕艺术，其造诣是后人永远也无法超越的。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工艺，产生了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品，同样可称是并世无两，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从质量来说，中国青铜器品类众多，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在古代世界是非常突出的。
中国青铜器又有一种其他古代文明同类器物没有的特点，就是自商周到秦汉，很多青铜器上面有铸或刻的铭文。由于古时把铜成为“金”，将青铜器叫做“吉金”，青铜器的铭文便叫做“金文”。金文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和文字书法等都很有价值，也是青铜器备受重视的一大原因。
看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即使是在青铜器正流行使用的古代当时，精美的青铜器也是被认为十分珍贵的。比如说《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宋国的华父督杀了国君殇公，鲁桓公受了贿赂，从宋国取得一件郜国作的大鼎，献纳到鲁国宗庙里去。又如同书襄公十九年记载，鲁襄公设宴款待晋国大臣，赠送给荀偃的礼物中有吴王寿梦的鼎。郜鼎、吴鼎，当时都作为宝器。记述春秋史事的《左传》、《国语》等书里，还有不少类似的故事。
实际上，那个时代已经有了青铜器的收藏。不久前在陕西韩城梁带村发掘的27号墓，是东周初芮公的墓葬。大家惊奇地发现，墓里的随葬品除当时的青铜器外，还有几件西周早年的青铜器，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一件卣（yǒu），盖面和器腹装饰着罕见的长羽鸟纹，即所谓的“天鸡纹”，提梁两端还有掌形角的龙首。另一件尊腹部饰饕餮纹，由口至足有扉棱，还加配了上有直竖饰物的盖子。这些，显然是墓主生前的藏品。
有的青铜器更被赋予政治的或信仰的意义。脍炙人口的九鼎，传说是夏代铸作的，传流到商周，成为王权的象征。汉武帝时，汾阴后土祠，即今山西万荣庙前村一带，掘出了一件大鼎，朝廷上下都说是天降祥瑞，武帝竟因此把年号改换为元鼎。其实万荣的这处地方，现在已探明是春秋时的墓地。后来在汉宣帝时，在美阳即今陕西扶风法门寺一带，又出土一件鼎，呈献到朝廷，很多人又以为是祥瑞。其时任京兆尹官职的张敞对鼎作了考察，释读了上面的文字，指出这不过是周代大臣因功得赏而制作的，没有什么祥瑞的意义。张敞考释的鼎的铭文，见于《汉书-郊祀志》，今天看基本是正确的。他是历史上有名字可考的第一位青铜器学者。
尽管有过像张敞这样头脑清醒的人物，汉晋以来仍然有很多将偶然出现的古代青铜器当作祥瑞看待的事例。能够根据青铜器，对礼制等问题做出一点研究的是极少数。
真正将青铜器作为文物进行学术研究，要到宋代。北宋时期，出了欧阳修这样的名人，还有像宋徽宗这样的皇帝，青铜器的收藏鉴赏，著录研究，逐渐蔚为风气，到南迁以后，持续不歇。专门收录青铜器的书籍，可以吕大临的《考古图》为代表。这部书广泛搜集当时所能见到的青铜器，每件都有定名，尽量记录出土地点、流藏经过，说明尺寸、重量，绘出形器、纹饰，凡有文字的都有拓本、释文。此外还编了供查检的文字编。应当说，除了没有摄影术之外，这本书在体例上和现代著录并无差别。
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作了一次著名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在讲演中他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特别举“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学之学”，所说的正是宋代发现的青铜器。从这里，我们也能体会青铜器对学术发展所起的作用。
文章摘自《青铜器入门》/李学勤著——北京：商务印书馆，（.5重印）
李学勤(-)，北京人，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现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目前正在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年9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
年1月21日，获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把喜悦绑缚在自己身上的人，
反而毁灭了长着翅膀的生命；
当喜悦飞去而吻别的人，
将活在永恒的朝阳之中。
——威廉-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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