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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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为铜,即红铜,也称作纯铜,利用自然铜矿石打造的器物,要比石器有更多的优越性,如能轻便捶薄定型而不易断裂破损,目前世界上最早用自然铜制作的装饰品发现于伊拉克,距今一万一千年至一万年,八千年前,西亚地区即已出现了以熔铸法炼铜并制造铜器的文化,而本国相关发现则较晚,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铜片和铜管是最早的黄铜制品,距今年左右;辽宁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存出土的铜环,为已知最早的人工冶炼的纯铜制品,距今左右;以青铜为材料制作的器物出现的更晚,最早的为甘肃东乡县马家窑文化遗址内出土的一把青铜小刀,距今约年。

  甘肃东乡县出土之青铜刀,长12.5厘米,为本国最早的青铜器出土物。

  青铜是指红铜与锡或铅的合金,根据现代科学实验,红铜的熔点是摄氏度左右,若加入15%的铅,熔点就会降到摄氏度,若加入25%的锡,熔点更能降到摄氏度,然而,往纯铜中加入铅或锡,最重要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高温是冶铜术的必要条件,但新时代后期,也就是青铜时代还未到来之际,高温已不再是技术难题,当时的一些陶器须要摄氏度高温方能烧制成型,而且还只是器物烧制温度,实际上的窑温还要更高,所以熔化摄氏度的矿石以炼铜,并不是难事,之所以在纯铜中加入铅或锡,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合金的硬度和抗腐蚀性,铜中加锡能提高较硬度和光泽;铅不能溶解于铜内,只能在铜液中均匀地分布作滴状浮悬,铜中加铅是为了提高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另外,加了锡及铅的铜液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故而以青铜铸件填充性好,气孔少,铸造性也就更高。

我读过不少讲解青铜器什的书,学者专家最为   首先是开矿采矿,有关铜矿及判定矿石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管子?地数篇》:“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学界一般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其实在更早的殷商时代,先民选矿认矿的技能已相当成熟,分布各地的古铜矿遗址即是证明,然而,找到矿藏还只是起步,关键为将矿石从地底采出,年,考古人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一处古铜矿,古矿中分布着竖井、平巷、斜井等不同形制的矿井,全部采用支护木,先民根据矿脉走向决定矿井的深度与进度,有的矿井深达50多米,采矿并不是简单挖掘,通风、照明,装载、提升等无一不重要,没有相当的劳力与技术为基础,是不可能将矿石采出的,经过清理复原,人们发觉,殷商晚期的采矿与三千前后的近代人工采矿相比,并没有多少逊色!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竖井遗址及其分段提升示意图

  在殷墟范围内发现发掘过多个殷商时代的铸铜作坊遗址,却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这表明冶炼和铸造是分地进行的,也就是说,工匠开采出矿石之后,在矿山附近炼出的铜饼铜锭,这些原料运至都邑后,再作熔炼并配制合金后铸造成器。商朝晚期,安阳附近并非没有铜矿,可那时对青铜器的原料需求是巨大的,国都附近的铜矿远远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科研者发现,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其原料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云南四川地区,而这些地区并非华夏文化的核心疆域,也就意味着,青铜器原料的来源必然对应着征伐征战,另外,没有发达的交通运输及武装护送体系,大量铜料也就无法由边远地区输送到国都,青铜器并非简单的器物,至此初现一斑。

  中国铜矿分布图

  商代不同时期商族主体势力范围图

  模范一词现今的解释为人或事物参照仿效的样板和榜样,也有模式规范的意思,实则“模”与“范”是古时铸造青铜器物的两种造型工具,中国先秦时代的青铜器大多以模范法铸造,所谓的模范法就是先以泥土制作一个与最终铸造的青铜器物相同的“模”,然后将湿软的粘土敷上去翻制出器物的“外范”,之后将其制成后的“外范”切成数快除下,再对原先的那个“模”进行削刮制出泥芯,这个泥芯也就是器物的“内范”,接着把“外范”和“内范”阴干定型后再放入窑内烧制烤硬,之后装配合拢,“外范”套在“内范”之间的空隙,就是所要铸造的青铜器物的型体,将熔化后的青铜合金溶液自注孔中注入其中,待其冷却后,再敲去“外范”,凿碎“内范”,青铜器也就大致铸成。

  模范法铸造青铜觯过程示意图之一

  模范法铸造青铜觯过程示意图之二

  模范是铸造青铜器的关键,其制作也大有讲究,首先,做模和范的泥土要匀细而有粘性,并要混入一定的沙粒和焚烧过的草木灰,如此模范才具备一定强度和耐热性,阴干和烧制过程中不会变形破裂。外范与内范的成份不尽相同,为提高青铜器表面的光洁度,外范用沙较少;泥芯要有透气性和退让性,不然会膨胀,芯泥中的沙粒就要多些大些。

  殷墟出土之戈外范及其结构

  殷墟出土之圆鼎外范及其结构

  青铜器表面大多有花纹装饰,若是凸起,就需在模上塑出,若是凹进,则要在模上刻出。塑刻者要以高超的技法小心翼翼地进行雕刻,不然这些纹饰就无法在最终铸出的器物上显现,晚商时代的青铜器上的纹饰,已极为精细复杂,制模刻纹时稍有差池,铸出的器物就可能成为废器。

  殷墟妇好墓出土兽面尊纹饰线图

  洛阳出土前秦时代陶制外范,口沿以下刻纹饕餮纹及圆涡纹刻工精美,清晰可见

  外范的厚度要与所铸造的器物大小成正比,如此才能防止翻范脱模后外范变形,复杂及大型的器物的外范往往要分成多块,这些分范的边缘必须制成榫卯结构,不然阴干烧硬后无法紧密接合,接合时必须丝丝相扣,否则所铸器物上的纹饰就会错位,需要说明的是,接合后的模范不是密封的状态,外范上要留出浇铸口何透气孔道。

  司母戊鼎身之模范装配示意图

  司母戊鼎耳之模范装配示意图

  方鼎外范安装及榫卯结构示意图

  范体制成后,需进行阴干使水分蒸发,阴干的时间也与范体大小有关,阴干须要缓慢均匀地进行,司母戊大方鼎这样大型器物的范体阴干时间可能长达数月,阴干过程中,还要将范体上下翻动多次,这样才能消除范体下部因重力影响而产生的变形。

  范体干燥之后需进行焙烧,出炉修整之后再安装合范,在合范之前,要在内范与外范之间安装芯撑垫片,以保证所铸器物有一定的厚度,范体外部要进行捆扎固定,至此,可供铸器的“模”“范”才算大致完成,青铜器的铸造中最费费力并最决定成败的,并非浇铸,而是之前模范的制作过程,这些工艺工序必须步步小心翼翼,稍有疏忽和差错就会功亏一篑。

模范制成之后所进行的就是熔融铜块以浇铸,而在熔融之前,还要对青铜合金进行原料配比,纯铜中加锡,能降低熔点并提高硬度,不过,锡含量若超过一定比例,其延伸性也就跟着降低,当合金中锡的成份超过20%的话,合金的强度就会急剧下降,器物极容易脆断;纯铜中加铅,合金的溶液的流动性就高,但铅的配比过高,器物表面即容易发生氧化,容易碎裂。此外,不同的青铜器物的合金配比也不相同,前秦文献《考工记》中有六种青铜器物不同的合计比例之记录,即“六齐(此齐读若“剂”)说,详细如下:

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大刃之齐六三其金而锡居一削杀矢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鉴燧之齐金锡半。

  从中可以知道,最注重抗腐保存的大型器物如钟鼎礼器之类,铜最多锡最少;工具武器类须锋利坚硬,其含锡量就要较钟鼎为高;铜镜(鉴燧)注重是光亮的表面,所以的铜锡配比达到一比一,这样的含锡量也就造成器物容易脆断,所以自古铜镜向来易碎,破镜亦难重圆也。

  先民根据重量体积配比金属原料之后,就要正式熔料铸器了,这道工序最重要的工具不是厚重的熔炉,而是鼓风设备,殷墟铸铜遗址发现一定数量的陶管竹管,这些都是用来连接鼓风设备的工具,古代文献中多有以橐鼓风用于冶金的资料,《管子》:“吾非挺埴,摇炉橐而立黄金也”,《淮南子?齐俗训》:“炉橐埵坊设,非巧冶不能以冶金”等,橐鼓设备大多都是兽皮制成,不易保存,各种文化遗址中从未有过考古发现,年,考古人员根据山东滕县宏道院汉画像石复原了一个鼓风机模型,虽然是后世的工具,但殷商时代的鼓风机可能于此并无太大的差别,而只有具备了这样大型的鼓风设备,才能熔炼得到铸造大型青铜器物所的大量的青铜溶液。

  山东宏道院画像石中排橐复原模型鼓风示意图

  把融炼后为荣液态的金属溶液灌入型范的方式有两种,若所铸造的是小型器物,则将铜液倒入特制的坩埚,然后将坩埚搬运到放置型范的土坑旁,再把铜液灌倒入型范。这种坩埚皆为陶制器物,为耐火抗高温,所以要制作得厚重;铜液温度极高,一般工具无法触碰,为了便于将滚烫的合金铜液倾注入型范,又要设计成上重下轻的尖底形式,乍看如盔帽,故而此物又俗称“将军盔”。

  高32厘米,口径22.8厘米,安阳殷墟出土的坩埚及其结构示意图

  假若是铸造大型器物,是无法用“将军盔”的,因为器物体积太大,需要的铜液多,而注入口小,若以坩埚倾注,先入型范的合金溶液往往已先期冷却,势必造成铸件失败。为保证大量的合金铜液源源不断尽快地注入模范,就要采用从熔炉中挖一条或数条槽道,利用地势的高低以引出铜液,使其快速直接地从浇口流人埋放在地下的模范中,根据器物所需铜液的多少而决定熔炉及沟槽的数量,如铸造司母戊鼎,可能需要四个以上大熔炉同时熔铜,同时供铜液流经的沟槽里需放满烧红的木炭以保证铜液温度。

  《天工开物》铸钟鼎图,系以四到八个熔炉同时熔铜,铜液经沟槽倾注入模范。

  而模范在埋入地底承载铜液之前,范体本身需要高温预热,不然滚烫的铜液一旦注入就会导致范体炸裂,还有,若是注入不平衡均匀,一部分铜液可能会在范内薄的地方先行凝固,其整体体积也就相应地减小,而器体早凝固的薄的部分,会吸引未熔化厚的部分。因为整器被外范包围,那么被吸引的部分就会形成空洞,最终造成器物壁厚凸凹不平,因此,在浇铸铜液时,大量的工匠必须完美地进行协同配合,才能确保器物最终的铸造成功。

  因为铜液不是整体冷却,一般大型的器物都是倒铸而成的,型体越大的器物,冷却的时间越久,而且要在其完全冷却再等上较长时间才可以脱范取器,冷却的时间及脱除范体也要严格把控,不然器物还是会开裂变形。

  工艺再先进,技术再纯熟,成型后的大型青铜器物还是会有缺陷,比如毛刺,飞边等问题,于此则需要打磨,有些甚至需另作熔补,即再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须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之上。

  殷墟出土的用于打磨修整青铜器的磨石

  司母戊鼎鼎腹补铸痕迹(左图右上角)及其内壁(右图)

  司母戊鼎鼎底十字凸棱

  司母戊鼎鼎腹与鼎足扉棱和错缝(左)及鼎足的补铸

  补铸清理之后,尚要再以木炭长久地再水中打磨器物使其表面光亮,此次,一件青铜器才算正真地铸成,弟啰嗦道来,我兄又有何感想呢?

  中国的青铜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青铜文化相比,起步晚得多,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古代文明能像你我的祖国这样,拥有长达两千年的制造和广泛使用青铜器的历史,而且古代中国青铜器的精美程度,也是其他文明文化望尘莫及的!

  殷墟妇好墓出土司母辛鼎,高80.5厘米,口纵47.6,口横64,重.5公斤

  殷墟妇好墓出土鸮尊,通高45.9厘米,口径16厘米,重16公斤

  鸮尊细部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商代足型盉,高57.6厘米,重克

  足型盉细部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商代卣,高24.8厘米,口径7.2厘米,重克

  商代卣细部

  上海博物馆藏晚商戈鼎,高23.7厘米,口径19厘米

  戈鼎细部

  上海博物馆藏晚商兽面纹尊,高46厘米,口径39.5厘米

  兽面纹尊细部

  上海博物馆藏晚商兽面纹罍,高43.5厘米,口径18.6厘米

  兽面纹罍细部

  上海博物馆藏中商兽面纹斝,高26.4厘米,口径15.4厘米

  兽面纹斝细部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晚商蟠龙纹盘,高16.3厘米 口径43厘米

  青铜器跟玉器、甲骨文等一样,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就形制来看,差不多所有的青铜器都承袭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陶鼎与青铜鼎

  陶爵与青铜爵

  陶尊与青铜尊

  陶鬲与青铜鬲

  陶盉与青铜盉

  陶甗与青铜甗

  陶斝与青铜斝

  青铜器又称为彝器,所谓的彝器,是礼器的总称。这礼器的“礼”和“器”,都包蕴着极为深广的含义,还是从字面下手,先说“礼”。

  法国汉学家范尚人曾有归纳,礼可以指礼仪、仪式、典礼、礼节、彬彬有礼、文雅、谦恭、诚实、良好的举止、尊敬、有学识、有教养、常规、高雅、体面、个人尊严、德行、社会法则、义务、权利、道德、等级规范、祭祀,习俗、风俗等。

  这显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解说,简洁地总结一下,“礼”其实是世俗性与宗教性两方面上,人类关系和交往的原则和形式。在中国古代,“礼”有着无上的作用,《礼记》有云:“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也就是说,“礼”维系着人与神的联系和交流,又是社会等级和差别的维护,若无礼或非礼,那就是“非法”和“无德”的。

  再说“器”

《说文解字》云:“器,皿也。”这已是后汉时的狭义解说,先秦时代,“器”有着更为宽广的意思,《黄帝内经》云:“故器者,生化之宇。”按照这个说法,器不是一种器具,而是装载和容纳生命与气息的人体。在《易经》中,有关“器”的含义更接近于无限,即“形而下者谓之器。”换言之,有形的,物质的东西都可以称为“器”。

  社会学中,“青铜时代”是指人类早期历史上广泛制造和使用青铜工具的时代,以区别“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但在中国,青铜时代却是指由青铜礼器作为象征代表的礼制时代,在大致了解了中国古代对于“礼”及“器”的含义定义之后,才可以开始讲青铜器。

  要说中国青铜器的制造目的及其性质作用,则要抄一段历史,公元前年,身为诸侯的楚庄王率军抵达东周国都洛阳,自封为王的楚子向前来劳军周室大臣王孙满打听象征天命和权力的九鼎的大小、轻重,这一窥伺王权的提问引出了一段著名的回答,王孙满对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文化学者通常用这段话来解释中国先秦时代青铜器物的性质意义,据巫鸿先生解说,这段话其实包含三层意思:

  一,九鼎的铸造师为了纪念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央政治权利的政治实体的肇始,用以铸造九鼎的材料,是四方盟国进贡而来,表明其臣服于夏,因而九鼎代表着夏朝的“天命”。

  二,有德者才能承接“天命”,夏朝最后因为失德而灭亡,九鼎即为有德的后继者商和周所拥有,因此,象征“天命”的九鼎,是超越朝代的,所以,九鼎不单是夏朝“天命”的标志,同时更是政治的统治权利的象征。

  三,正因为九鼎是“有德”“天命”及“权利”的象征,那么,能拥有九鼎者,那他也是“有德”的,自然有资格承接“天命”,拥有统治四方的“权利”。

  楚子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因为他有取代周王之心想成为天下共主,不过王孙满成功打击了他,时候没到而“未可问也”。

  由此我兄大概可以了然,以九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被称为“重器”的原因了,“重器”的重,实非重量之重,这个“重”乃是针对其在政治和精神意义——法律、道德、规范等等而言的。

  然而,所谓的鼎,到底是什么呢?

  夏晚期云纹鼎

  浅显地讲,鼎是有支脚的煮肉锅,另外,本国青铜器中的代表器物,不是饮食器就是酒水器,如:

  鬲(lì)是烧饭的锅;   甗(yǎn)是蒸锅;   爵、尊、卣(yǒu)是盛酒的器具;   斝(jiǎ)是温酒的酒器

  本国青铜礼器具有如此深广的意义和重大的作用,但为什么都是些锅碗盆罐呢?夏禹为什么没有将九州进贡而来的青铜铸成人像状、石鼓状或高大碑石状,而选择了鼎这样的形制?常年以来,弟于此一直有所困惑,时有思考而总不得解,直到要与我兄写这封信,问了邻居马大姐后才豁然明了,以下为求教所得。

  马大姐指导说,要认识此中真相,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对于远古的先民而言,最为重要的莫过于食物,本国最早的文献在这方面,有着详尽的记录:

  《尚书?鸿范》:“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所本者也。”   《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礼记?礼运》:“礼之初,始诸饮食。”   《释名?释饮食》:“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也就是说,食物不单是简单的吃食,更是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为延续生命必不可少之物,是极为神圣的,同样,炊事和饮食的过程也是在严格的规则所支配之下的严肃的社会活动,因此,与食物以及炊饮过程密切相关的炊饮器物,也就具备一定的神性。

  另一方面,对殷商时代的人来说,祖先并不是抽象虚无的,而是类似于神灵的实际存在,在他们看来,逝去的亲族是确保他们生存繁衍的最大佑护者,并且需要不断地从祖先那里获得开示指引,殷商时代的先民坚信这些看不见的先祖神灵,依然保留着常人所具有的欲望,尤其是对饮食的欲望,生者有许多途径对其祖先表达敬意,最重要的莫过于通过祭祀来为祖先提供最好的酒食。以青铜铸造的炊饮器具,是当时最为尊贵的器物,祭祀的酒食只有最尊贵的器物才能盛放。在一次次的祭祀及其他的宗教活动中,这些器物也就成为了可以沟通人神,尤其是与已逝祖先沟通的宝器。

  传国重器是肉锅的疑问大概可以烟消云散了吧?!那么也就能说说青铜器更深一层的意义了。

  王孙满有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这话的意思是,青铜器上所铸在鼎上的各种物,昭示了道德伦理,规范了行为准则,只有通过这些“物”,国民才得以懂得基本的生活认知,才能够分辨善恶忠奸,才可以迎福避祸,这里的“物”,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铜器上的纹饰和图案,不过这里又出现了疑问,从考古出土物来看,早期的青铜器都是素面无纹饰的。

  二里头出土夏晚期青铜爵,表面无纹饰。

  殷墟出土商晚期饕餮纹爵,表面有蕉叶纹、蝉纹、云雷纹、饕餮纹。

  没有纹饰和图案,何以教化国民,又如何分辨善恶忠奸、迎福避祸?青铜器表面绝没有玉石坚硬,先民完全可以在青铜器上刻划各种图案,所以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刻不刻得问题,于此弟又一次咨询了马大姐。

  马大姐以为,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和图案“象物”而“昭示”的功能,多半祭祀活动成熟后衍生出来的,在各种祭祀祖先神灵的活动中产生的礼仪与相关的信仰,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形成了一种庞大复杂的体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很多事,是军事和政治无法达成的,宣扬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礼仪思想和宗教信仰,正可以弥补军事和政治的不足,也是巩固和加强王权、稳定社会秩序最具建设性和最为有效的方式,所以,才会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出现各种装饰纹饰,当然,这也是铸造技术与艺术表现形式成熟的反映,这番见解,弟甚以为然。

  青铜器上的神化的动物形图案,包括饕餮、夔龙、蝉纹等,应该是当时先想象中自然神兽的描写和图像化,可以是辟邪除妖求取福祉的萨满图腾;也可以是在人与神灵之间传递信息的“信使”;也可能是权利掌控者用以恐吓和操纵下层民众的神秘图像。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这本是青铜器重要的研究主题,几乎所有的与青铜器有关的书籍都有专章论说,不过弟却以为这方面并非重点,也就少有兴趣,这里还是闭嘴为好,不过得要交代一下,青铜器上的纹饰,同其形制一样,也都继承于史前时期不同地域文化中的装饰元素,以最著名的“饕餮“为例,极可能就是源自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形图像。

  良渚反山“琮王”上兽面

  良渚玉琮上兽面及其线图

  殷墟出土商晚期之“共鼎”,鼎腹上铸“饕餮纹”。

  司母戊鼎上之“饕餮纹”

  “饕餮纹”详解示意图

  四九年后殷墟出土的著名青铜器,弟几乎都隔着玻璃瞻仰过,走出殷墟地下博物馆中时,不禁好一阵黯然惆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鹿鼎和牛鼎。

  年,鹿鼎和牛鼎出土于候家庄西北岗王陵区号殷王大墓

  牛方鼎,通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宽45.6厘米,现藏台北。

  鹿方鼎,通高60.8厘米,口长51厘米,宽38厘米,现藏台北。

(文章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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