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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筑室君

佛教的传播与佛造像的诞生

（文章较长，建议收藏后再阅读）

佛教创始于印度，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涅槃于公元前五世纪，与中国的老子生活于同一时代。释迦牟尼生前死后，佛教主要传播于印度恒河中游一带。

印度在古代并不指一个国家，而是指整个南亚印巴次大陆。玄奘根据古印度语，在《大唐西域记》中主张应称之为“印度”，这一名称遂成为印巴次大陆的通称。

从地图上看，印巴次大陆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是一块相对独立于南方的土地，与世无争，足以偏安一隅，但恰恰就是在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兴都库什山脉与苏莱曼山脉相接的山谷，出现了一条裂口，这就是著名的开伯尔山口。这里自古便是连接中亚、西亚和印巴次大陆最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通道。

▲开伯尔山口

佛教向北传播到了犍陀罗，再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亚、西亚和中国西域及其它地区。公元8世纪和公元11世纪伊斯兰穆斯林通过开伯尔山口入侵印度，此后在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公元年-年）、莫卧儿王朝（公元年-年）两个伊斯兰王朝，统治印度达多年之久，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毁坏了数千座印度教和佛教的古代寺庙和图书馆，最终使得佛教文明在印度彻底消亡。

佛教诞生于印度，后来却一度在印度消失，真正让佛教传遍中亚、东亚的是犍陀罗。早期印度佛教只靠口头传播，传入中亚（含阿富汗等地区）、东亚的佛经皆用犍陀罗佉卢文写成，而并非晚于佉卢文创制出来的梵文。

佛教最早是由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派人传入犍陀罗。阿育王据说也有1/4希腊血统，他的前半生（即“黑阿育王”）凭借武力基本统一印度，自觉杀伐过重，后半生（即“白阿育王”）悔过自新，皈依了佛教。

▲阿育王时期孔雀王朝疆域

当时印度流行的是强调种姓和等级制度的婆罗门教，利于贵族，对王权有威胁。作为首位也是最伟大的佛教君主，出于宣示王权和传播佛教的政治、宗教考虑，阿育王将受到新兴经济、政治阶层拥挤与支持的佛教立为国教并大力弘扬。

阿育王在八王分舍利后，打开王舍城的窣堵波，取出佛舍利重新分配，并修建了传说中的八万四千座建筑（其中大部分是用来存放佛舍利的窣堵波），广修寺庙和铭刻律法的纪念碑式的建筑。按照古印度的说法，人体由八万四千个部分组成，阿育王认为佛经也包括八万四千个部分。换言之，佛陀的身体和教义没有随着他的涅槃而消亡，而是重新得以弘扬。

阿育王还召集四方僧人，在都城华氏城进行了佛经的第三次结集，编撰、完善和整理了巴利三藏佛经并流通到世界各地，并派遣传法者前往从阿富汗至斯里兰卡的广大区域传教，还通过在今叙利亚、埃及、马其顿的使节，让南亚以外的地区知闻佛法。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黄金时期。阿育王曾派高僧末阐提(Majjhantika到)犍陀罗传教，犍陀罗的佛教便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兴盛起来。

▲阿育王石柱上的石狮，印度国徽即源于此

印度西北边境的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是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源地之一。西北边境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与正统的婆罗门教一贯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更容易接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此地的战略重要性和交通便利性使得这些影响或是通过和平的商业往来，或是作为外来入侵的结果。佛教在印度西北地区的繁荣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在华氏城大结集后，迁往北部地区的部分僧团属于阿育王不再支持的大众部，其与当时代表佛教保守思想的上座部相对，大众部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的起源。同时，据铭文记载，当地也具有相当规模的说一切有部及法藏部等分支。

与凝滞的种姓制度相比，佛教为在社会中掌握实权、行使军事职能的世俗阶层提供了促进融合的更灵活体系。因此，佛教不仅与印度-希腊人的统治和平共处，而且受到了塞人（并不专信佛教）、帕提亚人和贵霜人的拥护与支持。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中叶，统治犍陀罗的历代国王都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王权政治的认可和襄助、商人阶层（他们将打破婆罗门教森严种姓制度的佛教视为同盟）的鼎力支持，使佛教在社会中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

此后多年的时间里，战乱与政权的交替并没有影响佛教在犍陀罗的发展。到了贵霜帝国时期，尤其是在迦腻色伽一世（年-年）的鼎力护持下，大乘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进行了佛经的第四次结集。迦腻色伽是继阿育王之后又一位大力发展佛教的明王，但他也同时保护和尊崇其它宗教，波斯的拜火教和希腊神话的神祗也在贵霜同时流行。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初期亦有等级意味，当它遭遇犍陀罗的希腊文明时，一变而成世界宗教。因希腊文明强调平等，带有强烈的普遍主义色彩。希腊哲学的睿智与犀利，也为弘扬佛法提供帮助。如《弥兰陀王问经》，完全采用问答体，本是柏拉图的行文风格，而早期高僧那先的老师法铠即希腊人，那先很可能也是希腊人。

▲米南德一世召见高僧那先

印度佛教以乡村为基础，犍陀罗作为“千城之国”，摸索出成熟的运营手段、推广方式、基本仪轨等，使佛教实现城市化和世俗化，这是它后来能迅速风靡中原的重要原因。因无法与传统的种姓制度相融合，佛教后在印度饱受排斥，佛陀涅槃后曾沉寂达余年，而经犍陀罗文明改造的佛教却落地生根，并融入到东亚的文明中。

在原始佛教的创立之初，有着强烈的无神论色彩。与佛之无形无相的本质相契合，佛像并不存在，也并不需要（现今台湾的一些古典佛教信奉者的寺庙仍不设佛像）。《长阿含经》记载，释迦摩尼不允许弟子对他进行个人崇拜，圆寂时说：依法不依人。《增一阿含经》也说，如来身者，不可造作。早期的佛教艺术只是简单地用足印、菩提树等代替佛陀，修行者必须遵照佛陀以及声闻的弟子们的言行过修行生活，来追求自我完善与解脱。故原始佛教或者说小乘佛教初期，在释迦牟尼圆寂后近年内是没有偶像——佛像崇拜的，因此也不利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

但在年后，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他们把世尊看做一个法力无边、全知全能的佛，认为除释迦摩尼佛之外，在三世十方有无数的佛。同时，大乘佛教徒把释迦摩尼成佛前的修持阶段，即“菩萨行”作为自己修行的榜样，故“菩萨”这个概念成为大乘佛教的一大特色。这些概念进入中国后，又随着与汉文化的融合发展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

与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为修行宗旨，不仅自度还需要度化他人。因此，以往的暗示、简单的图形已经无法满足传播度人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下，与有着古希腊神灵雕刻传统的犍陀罗相遇时，佛教徒们找到了最适合将佛法显现在信徒面前的方式——以古典而精湛的希腊造像手法与佛教相结合，这便是佛造像的起源。

佛造像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依旧是按照小乘佛教的传统，以无形为崇拜，如以菩提、脚印、法轮、佛塔作为象征物崇拜，图像的两边出现弟子和供养人，他们拜的是无形之佛。

此时期，佛教以脚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以菩提树表达觉悟、用莲花座代表释迦摩尼世尊本身、用法轮象征佛传授的理论、用狮子吼代替佛说法等等。

▲佛足印公元1-2世纪汉白玉得缘楼收藏在位于印度中部中央邦的桑奇佛塔（公元前3世纪始建）的、公元前1世纪建造的四座塔门上的佛教浮雕，佛陀形象仍以菩提树代替。

▲印度桑奇佛塔的佛教浮雕公元前1世纪

第二阶段：佛陀开始以人的形象出现，但也是混在一个群像中，用浮雕的形式出现，进而装饰在建筑上，如反映从佛陀乘象入胎到涅槃的现世及前世生平事迹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等，反映佛陀说法和供养人的浮雕等线性叙事中。严格地从图像学角度而言，犍陀罗艺术几乎被普遍认为是首次以人的形象表现佛陀。

佛陀在犍陀罗雕刻的佛教叙事故事中成为主角，但佛陀并不是天神，也不只是凡人，他超越仍驻轮回的天、人，他转动佛法之轮，又如如不动。佛陀乃金刚之身，是宇宙的主宰，也是自己的主宰，并战胜了两者。佛陀表现为符号而非肉体，以强调其永恒不变的本体。

佛教强烈激发和传播社会功德心的能力反映在图像体系的线性叙事中。西北印度和犍陀罗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多民族共处的特点在犍陀罗艺术中找到了合适的空间，体现出佛教的普世宗教倾向：供奉场景并非局限于印度文化，而是穿戴印度、希腊、斯基泰、中亚各种服饰，如同多民族的舞台，但他们却都属于同一佛陀世界，体现了佛教的包容性和对当地文化的妥协。

▲释迦牟尼同众生浮雕铜犍陀罗斯瓦特地区

公元1-2世纪高35cmX宽24cm得缘楼收藏

第三阶段：佛陀方才从平面脱身，以单独而立体的圆雕形象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于巴基斯坦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公元前后，大乘佛教日益成熟和流行，由重视个人修为的小乘教法开始转向弘扬普度众生的大乘教法。传入犍陀罗地区后，与当地流行的希腊文化“神人同形”造像传统相契合，影响并催生了佛造像的诞生。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参拜观想对象的需要，犍陀罗最早出现了佛陀形象（表现在佛教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中），最初参照本地神袛的形象塑造了圆脸、眼睛圆睁的佛陀形象，不久后也许是希腊后裔工匠的参与，结合印度本土等文化，参照希腊式雕像和浮雕风格，形成了独特的犍陀罗造像风格。犍陀罗佛造像的创造是犍陀罗文明的重大贡献。

▲佛陀示现场景约公元三世纪片岩高cm

默罕默德纳里出土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

其后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本生故事的浮雕渐多，并有单独的圆雕佛像出现。在犍陀罗斯瓦特地区，最早开始打破印度早期佛教不雕刻佛陀形象的惯例，创造出了希腊化风格的早期犍陀罗佛像。为人类提供行为模范的佛法，在犍陀罗的节奏平缓的叙事艺术中寻得合适的环境，并受到希腊历史观和再现历史能力的影响。

犍陀罗的叙事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以佛教故事的线性呈现引导信徒相信、赞美、仿效，强调一种自愿的意识行为即行善积德，利用个人的最佳精力和资源来锻造命运。这种类似方式不见于犍陀罗之前或同时代的古代世界。叙事的模式、题材、特定的构图、人像尤其是佛像的细部处理，看似简单，实则异常复杂。

▲犍陀罗佛像公元2-3世纪

巴基斯坦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佛陀的形象后来也出现在皈依了佛教的迦腻色迦王发行的金币上。下图为公元2世纪的迦腻色迦金币。正面铭文意为“众王之王、贵霜王迦腻色迦。”反面为佛陀形象，带有希腊风格，右手施无畏印，文字有希腊文BOdda和迦腻色迦的签字画押。很显然，佛陀已经被视为是神，和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其它希腊神祇一样，佛陀不再是人间的导师而是神灵，这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念。

今人看到的佛像均来源于犍陀罗，其雕造技法直启后来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印度佛教与犍陀罗当地神学以及希腊神学合二为一形成的大乘佛教，由此向外发展进入新疆和东亚。甚至有学者说，中原接受的实为贵霜帝国的犍陀罗再造的“希腊化佛教”，而非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一是向北以犍陀罗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向中亚诸国（含阿富汗地区）、伊朗地区（古安息国）、中国西域（新疆）及中原等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区传播，称之为“北传佛教”；二是以斯里兰卡为中心，向东南亚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越南国家传播，并经海路进入中国，称之为“南传佛教”。七到八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并由西藏传入青海、蒙古，称为藏传佛教。

一般来说：北传佛教主要为大乘佛教，南传佛教主要为小乘佛教，藏传佛教也是大乘佛教，但混合了印度教、瑜伽、西藏当地的苯教等文化，密宗与显宗双修。佛教最初北传时，必须经过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贵霜帝国的交通枢纽犍陀罗地区。密宗的祖师莲花生大士也是公元8世纪出生于犍陀罗的斯瓦特地区（古称乌仗那国）。

▲佛教北传和南传路线示意图

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间，随着丝绸之路的商贸频繁，犍陀罗佛教与中国佛教间的来往交流日益增多。佛教及佛经也从犍陀罗东传至中国，又由中国传至朝鲜、日本。历史记录中最早赴西域取经的中国僧人朱士行，于公元年从曹魏出发抵达新疆于阗，并取回了大乘佛教经典《大般若经》。

犍陀罗也是中国古代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公元5世纪时东晋的法显、6世纪时北魏的宋云、7世纪时唐朝的玄奘、8世纪时唐朝的慧超等都先后到过犍陀罗。

▲古代丝绸之路

中国佛教始传于西汉末年，酝酿于魏晋，勃兴于五胡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其中，南北朝是发展关键期。

佛教西来的途径有两条：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以西北丝绸之路为主线。四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

▲佛教从陆路东传中国示意图

西域(中国新疆）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西域的佛教在公元一、二世纪已发展到了鼎盛，汉地佛教发展稍晚。学界对汉地佛教兴起具体时间有以下几种说法：秦始皇时期、王莽时期、东汉时期等，但主流观点认为是在西汉哀帝至东汉明帝的公元前后时期。佛教在两汉更替之际传入中国后，便长盛不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文化除儒、道之外，最为重要的文化源流和艺术表现形式。

来自犍陀罗地区的传教僧人，包括：支娄迦谶、支曜、支谦、竺法护、阇那崛多、般若三藏等，从2世纪开始到中国内地传教，尤其是他们翻译的佛经，对汉传佛教影响极大。

公元年秋，玄奘进入北印度境内，也就是当代的印度河流域。玄奘从那揭罗喝国（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东南山行五百里，至犍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其佛教属于“一切有部”，流传至中亚和中国，称为“北传佛教”。玄奘赴印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学习《瑜伽师地论》，而其作者无著就诞生于犍陀罗国。

▲公元7世纪唐玄奘西行取经往返路线

自公元6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失去王室护持，公元8世纪和公元11世纪伊斯兰穆斯林入侵并统治印度后，印度佛教终于绝迹。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佛教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分支，被称之为“藏传佛教”，影响延伸至蒙古高原、横断山脉、天山南北等广大地区。

公元10世纪末，犍陀罗艺术伴随佛教从克什米尔地区传入吐蕃（今青藏高原地区）后，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犍陀罗佛造像艺术的特点与影响

犍陀罗佛造像艺术是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与东方（中亚和印度次大陆）文化融合的结果。以希腊、罗马式庄重典雅、严谨写实的艺术手法表现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地区的佛教题材，后来越过帕米尔高原流传到我国新疆西南部和中原地区，为我国及东亚的绘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带来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希腊、罗马风韵。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犍陀罗人汲取古希腊、罗马、波斯文明（继承了亚述等文明）的雕刻艺术和失腊铸造技术，并融合印度等文明加以发展，形成表现美的比例、和谐的几何形体和焕发生命力的人体雕塑艺术。

▲左图：公元3-4世纪犍陀罗佛首英国VA博物馆藏。

右图：古希腊雕塑

古犍陀罗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更迭，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使该地区的思想较为开放和包容，为世界上最早的希腊化佛造像艺术首先诞生在这里创造了条件，使其成为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文化明珠。

自19世纪中叶发现犍陀罗艺术以来，数十年的研究可概括为若干基本点：造型与图像元素分析（尤其是希腊化、罗马、印度、伊朗等不同因素），佛像起源，题材识读等。犍陀罗艺术的主角是佛陀及其教义与典范事迹，他不仅是印度，更是全人类精神遗产中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理性哲学的提倡者。

▲左图：犍陀罗佛像右图：古希腊阿波罗雕塑

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

犍陀罗佛造像的风格深受希腊、罗马、波斯、印度文化艺术交融的影响，佛像一般身穿希腊式的披袍，衣褶丰富，身材高大，比例匀称，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其特征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圆脸饱满，弯目丰唇，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与额头平齐，古希腊雕塑特征）；眼睑半张，面容安详，嘴角微露微笑之意；头发呈波浪纹（希腊特色）并有顶髻，头带头巾冠饰，上雕刻各式宝石点缀其上；身披的佛衣则是阿波罗战袍和罗马式托加长袍的复刻，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衣纹则遵循四肢扩展的规律呈放射状在全身扩展开来（希腊特色）；佛及菩萨像有时带胡须，佛像头顶有光环等（源自希腊阿波罗），有的肩部和身后有火焰纹（波斯拜火教）等。

▲左图：古希腊雕塑右图：犍陀罗石雕佛陀

犍陀罗文明的伟大创造，至今仍感动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呾叉始罗城（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和贵霜帝国首都布路沙布逻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遗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犍陀罗的佛像的姿势、发式、手势也逐渐有了成熟的仪轨。姿势基本有行、住（立）、坐、卧（涅槃）几种，一般立像和坐像较多。

犍陀罗佛的姿式有：结跏趺坐像、倚坐像、游戏坐像、交脚坐和涅槃卧像等。手式主要有无畏印、与愿印、致敬印、说法印、触地印以及手持净瓶，触地印则只限于佛传图中的“降魔成道”（降魔印）。这种手印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倚坐像也在中国几乎成为弥勒佛的专有坐姿。佛教最终也不得不采纳和吸收了印度传统习俗中婆罗门教的部分仪轨和瑜伽的部分内容，并在晚期的密宗中得到了大发展。

▲佛陀结跏趺坐像石雕公元2-3世纪

犍陀罗巴基斯坦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犍陀罗佛立像：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菩萨像首先作为释迦太子像而出现在佛传中。释迦菩萨的衣着配饰，是当时犍陀罗王侯贵族的装扮，与佛陀一起组成佛菩萨三尊像的形式：戴敷巾冠饰、手中不持物为释迦菩萨；束发、手持水瓶的弥勒菩萨；戴敷巾冠饰、手中持花环或莲花的为观音菩萨。

▲左：释迦菩萨立像中：弥勒菩萨立像右：观音菩萨坐像

佛像的发髻样式则有波浪纹、螺旋卷发和同心圆纹等。印度佛教也糅合了瑜伽的内容，在瑜伽修习中，眉间的白毫和头顶的肉髻，分别对应上部的两个脉轮，是聚集和释放光明能量之处。

▲犍陀罗佛像的不同发髻样式

西北印度（今巴基斯坦西北）的佛陀呈现（或很快呈现）希腊化面貌，更多地取决于当地显著的希腊化文化特征。因此，可谓纯粹印度文化的佛教及其艺术，移植入西北印度后迅速被吸收、转变、壮大，原因在于佛教及其艺术和建筑，在此觅得宣扬其普世使命的“世界语”，为其提供了走向印度以外地区的便捷工具。

与此同时，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坡式圆塔（如桑奇佛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印度桑奇佛塔

犍陀罗艺术中除了大量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等浮雕图和佛像、菩萨像以外，也有一些异域诸神和凡人的雕像。诸如:希腊雅典城邦的守护神-雅典娜、希腊爱神阿弗洛狄忒、发明葡萄酒酿造的希腊森林之神西勒诺斯、埃及神话中的哈尔波克拉提、印度财神般遮与他的配偶—生育女神-诃梨帝母（鬼子母，也译河梨蒂母）、穿着希腊式的基通（Chiton）和希马申（Himation）的饮酒男女等等。而且多种文化符号和谐相融，无不彰显出犍陀罗艺术深受古希腊、印度、波斯等文明影响的源流，也从侧面彰显了犍陀罗艺术融汇东西方文化的特质。也有学者认为，犍陀罗佛造像艺术后来还影响了文化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雕塑。

▲西勒诺斯面具青铜公元一世纪

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

诃梨帝母是古代犍陀罗地区的主要女性佛教神祇，是古印度的生育之神，她在中亚及中国也广受欢迎。到公元5世纪时对诃梨帝母的朝拜在犍陀罗逐渐消失，但她在中国书画手卷直到清代都还可以见到。公元12世纪，南宋大理国张胜温的名画《梵像图》长卷就画过这类题材。

▲犍陀罗约公元2世纪诃梨帝母像片岩高95cm

由于先前西北印度佛教初传的资料不充分，中文文献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国外早期研究资料的翻译。大多数中文文献将犍陀罗文化和艺术的诞生和发展期归于贵霜和嚈达时期，然而意大利考古队在犍陀罗北部斯瓦特地区发掘出的更多证据表明：犍陀罗石佛造像艺术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初，相当于塞人统治时期（公元前90一78年）。贵霜王朝对佛教的兴盛、繁荣确实功不可没，塞人及其附属国才是佛教文学、雕刻和建筑等领域萌芽、发展的推动者。

同时，对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的研究证明，铜（青铜）佛像的出现并非传统认为的出现于公元5世纪，而是差不多与石佛造像同期出现，也许略晚几十年而已。青铜造像在距今0-0年已经出现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远早于中国。两河流域和埃及运用失腊法和镶嵌（金、银、宝石）技术铸造青铜器，后来古波斯文明继承了两河流域的亚述等文明。希腊-中亚时期，希腊带来了雕塑技术，又接受融合了波斯文明，使青铜失腊法铸造技术和镶嵌技术同样影响到犍陀罗文化。犍陀罗的铜佛造像几乎眼睛和白毫（眉间圆点）都镶嵌了银，也有少量嵌金。此外，也有在手、脚指甲镶嵌的，但极为罕见。

▲拈花微笑祭司神（祆教）立像铜古波斯地区

公元前6-5世纪高cm得缘楼收藏

在贵霜王朝繁盛时期，佛教得到大力资助，犍陀罗佛教文化由其东侧中心地带向西扩散，直至跨越犍陀罗核心地区白沙瓦的开伯尔山口。3世纪后﹐犍陀罗后期的艺术逐渐向贵霜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发展。

而在公元年，贵霜帝国最终被嚈哒所灭，犍陀罗文明开始衰落。因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开伯尔山口以东的犍陀罗文化影响力逐渐减弱，但处于交通、商贸要冲的斯瓦特地区仍然继续发展并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

相反，开伯尔山口西侧在波斯萨珊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等大国的贸易往来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发展，山口西侧的佛教寺庙也随之繁荣起来。开伯尔山口东西两侧不同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对犍陀罗后期造像影响深远。

公元5世纪时，犍陀罗本部因贵霜帝国的瓦解而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却一直繁荣到公元7世纪，此即犍陀罗后期艺术。主要代表作有巴米扬佛教遗迹、哈达佛寺遗址、丰杜基斯坦佛寺遗址等。

▲开伯尔山口和斯瓦特犍陀罗遗址分布

犍陀罗造像对后来的新疆和中原地区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世纪中后期的后犍陀罗时期，犍陀罗国一带的艺术审美风格对后世中国佛教塑像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各地发现的自河西走廊至北魏腹地的石像和铜像，其所蕴含的犍陀罗和笈多风格遗存十分明显。

这个艺术流派除继承犍陀罗艺术固有风格外，还较多地吸收了印度本土的笈多风格，佛像脸形趋圆，衣衫变薄，如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以灰泥表现衣褶，并将印度的石窟建筑和巨型造像结合起来创立石窟佛像综合体，形成常见的多层宝塔。

巴米扬石窟是古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影响的结晶，其中包括了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萨珊波斯和吐火罗文化，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及拜占庭等文化因素。

在巴米扬石窟群中有两座大佛，一尊凿于5世纪，高53米，着红色袈裟，俗称“西大佛”；一尊凿于1世纪，高37米，身披蓝色袈裟，俗称“东大佛”。两尊大佛相距米，远远望去十分地醒目。佛像脸部和双手均涂有金色。两佛像的两侧均有暗洞，洞高数十米，可拾级而上，直达佛顶，其上平台处可站立百余人。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玄奘都曾瞻仰过宏伟庄严的巴米扬大佛。

▲被炸毁前的巴米扬东大佛和西大佛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第一的三十四国“梵衍那国”（在今阿富汗巴米扬）中记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十五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伽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可以想见巴米扬大佛的宏伟庄严和当时当地佛像雕刻的发达和铸造技术的高超。

巴米扬石窟艺术对于我国的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艺术而言，起了一个佛教中转站的作用，雄伟、威严的云冈石窟诸大佛与巴米扬大佛颇具有神似之处。可惜的是，堪称人类文明伟大精华的巴米扬东、西大佛，最终在1年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塔利班炸毁。

从公元6世纪开始，位于犍陀罗北部的斯瓦特的佛造像艺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造像既吸收了犍陀罗、印度笈多艺术风格，又与中亚艺术结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斯瓦特造像，成为犍陀罗后期艺术（包括斯瓦特地区、阿富汗地区）在中亚地区的延续。犍陀罗后期艺术时期，石造像有所衰落，而铜（青铜）造像则较为发达。

斯瓦特即古代文献中的乌仗那国，公元前年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先后被印度-希腊、塞人、帕提亚、贵霜、萨珊、嚈哒、突厥沙希等侵占。

斯瓦特河谷曾经繁荣富庶，是犍陀罗平原与面向中亚的北部山区之间的商贸中心，亦是佛教文化重镇。这一带寺塔林立，香火鼎盛，乃古代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公元5世纪时东晋的法显、6世纪时北魏的宋云、7世纪时唐朝的玄奘、8世纪时唐朝的慧超等也都曾先后到过斯瓦特。

▲犍陀罗北部，斯瓦特河谷夏日美景

斯瓦特河谷作为犍陀罗至塔里木盆地的商贸要道出口，把中国和中亚与东西方商贸连成一体，有史以来，一直是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重要枢纽。斯瓦特河谷不仅与犍陀罗地区联系密切，而且与印度北部边境的往来亦十分紧密。作为一个海纳百川之地，由陆续到来的征服者及途经此地的众多商队带来的纷繁芜杂的文化信息，都被斯瓦特所欣然接受。

根据斯瓦特现存遗迹考察，佛教寺院主要集中于斯瓦特河东部支流地区，因为毗邻主干道，更适于居住、集市、人员往来和货币流通，从而为大型建筑的建造和维持，以及依靠民众施舍供养的僧侣团体的入驻提供有利条件。

斯瓦特地区作为印度与中亚、中国商贸往来必经之地的地缘优势，以及兴旺发达的经济、适于宗教团体和寺院发展的包容开放文化与自然环境，为佛教的发展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创造出互惠互利的纽带。即使在伊斯兰入侵前多灾多难的数百年中，虽然经济步入衰退，佛教依然在斯瓦特找到合适的土壤并发展出了新的宗派—金刚乘，一种秘传形式的佛教—密宗。

在犍陀罗文化全盛时期，彼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汉朝，佛像随着佛教文化一同，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一路向东进入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东渐影响到了中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对哲学、艺术、雕塑、建筑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至今都有影响。

▲公元2-3世纪弥勒菩萨坐像石雕犍陀罗

犍陀罗艺术对中国汉至隋唐艺术的影响很大，成就了凉州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一批中西合璧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

五胡乱华时期，中国佛教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前秦、后秦时鸠摩罗什得到重用，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出来，长安成为全国最大的佛教中心。公元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攻克长安，长安高僧四散，一支南下建康，一支向西北到达北凉首都武威。

公元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公元年太武帝灭北凉，征服西域，徙凉州三万余户于平城，其中包括数干僧侣工匠，遂把凉州建筑艺术带入平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佛教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犍陀罗石窟造像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

公元年起北魏起用凉州和尚昙曜和凉州僧匠于平城城西开凿云岗石窟。公元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年起于洛阳南郊开凿龙门石窟。此后，历朝历代多有开凿佛像。龙门石窟亦仿云冈形制，仍是凉州模式的延续。而莫高窟虽是内地石窟之最早开凿者，但其鼎盛期仍受北凉、北魏艺术流派的影响。

▲云冈石窟释迦牟尼座像石刻高17米

云冈石窟巨大的佛主像从岩石上直接雕出来，带有犍陀罗刚硬的希腊风格。云冈石窟是典型的犍陀罗式艺术风格，其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但并没有像犍陀罗佛像那么写实，具象。衣饰的旋状纹和巴米扬佛像一致，随着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现在的云冈石窟已经是犍陀罗艺术东传最早、最大、最完整的珍品了。

到龙门石窟时，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具有完全吸收印度和中亚风格的能力，雕刻艺术有了明显中国的民族气质和世俗色彩，脸庞（有说是武则天）、身躯圆润，但仍保留有犍陀罗希腊风格的波浪状发髻、高鼻深目、贴身的放射状衣纹、波斯的火焰纹等。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石刻高17米

随后，三大石窟的风格相结合，形成了唐朝的佛像风格，而后跟随着唐朝文化一路向东，进入高丽（朝鲜）、日本。

而从公元5世纪开始，犍陀罗文化被白匈奴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逐渐摧毁。然后，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崛起。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了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唯有那一栋栋散落于犍陀罗文化遗迹和世界各地的犍陀罗佛像，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相融合曾经的辉煌。

年，英国人最先在巴基斯坦旁遮普发掘出了犍陀罗佛像。自发现犍陀罗佛造像以来，英属印度、法国、苏联、日本、意大利等国的考察队纷纷在犍陀罗及其邻近地区（含阿富汗）进行考古发掘。

▲犍陀罗释伽牟尼苦行坐像约公元2-3世纪

片岩石雕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

学者们把诞生于古犍陀罗、并发现于此地区的佛造像，称为犍陀罗佛造像或犍陀罗艺术。日本的犍陀罗研究学者宫治昭先生称此地为：犍陀罗—佛像的故乡。广义的犍陀罗艺术范围包括贵霜王朝鼎盛时期所统治的疆域。

在佛法东渐的过程中，佛教艺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造像的源头在犍陀罗地区，但由于该地历史上战乱频繁以及伊斯兰文化入侵后的破坏，犍陀罗佛造像遗迹文物和艺术品损毁严重，存世量稀少。所以研究、学习和收藏犍陀罗佛造像艺术，其意义深远。

▲犍陀罗释伽牟尼佛立像铜嵌银刻佉卢铭文

约公元2-3世纪高cm得缘楼收藏

近年来，犍陀罗佛造像频频现身于各大艺术品拍卖会场。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以及存世数量的稀少，动辄拍出数百万美元的高价。犍陀罗佛造像及艺术品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