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舟歌
“人类其实还非常无知，连对自己文明的关键部位也完全茫然。”这话说得非常中肯。如果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广汉三星堆的那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如果不是这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所引起的一场考古学革命；如果不是这场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春风化解华夏历史天空的千年谜雾……人们至今还不知道在汉代就曾被誉为“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后来又被李白纵情歌吟“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的川西平原的北部黑油油的土地下还堙埋着一个“神秘王国”。
它是我国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然而，直至今天，知道“三星堆”的人很多，而真正懂得“三星堆文明”及其价值的却很少。这辉煌的远古文明从何而来？谁是它真正的主人？它后来又去了什么地方？因此，用科学的方法全面地探讨古蜀那“神秘王国”掩藏的秘密，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我的初衷不一定要去寻找固定的结果，只是“抛砖”以引起人们对这一灿烂无比的中华文明的再次注目和理应尊重。
尘封在典籍和传说中的神秘王国
“古蜀文明”是学术界公认的最为神秘的文明现象之一。在没有科学的考古发掘之前，人们对古蜀王国的认识仅仅是雾里看花，因而才有专家惊誉“雾都王国”的称谓。
著名作家、学者冯学敏先生几年前来彭州，送我一本名叫《野性女王》的长篇小说，我曾认真拜读过。冯先生根据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出土文物、神话传说，以丰富的想像，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复原了一个远古文明社会。故事梗概是：３６００多年前，四川盆地有一个森林王国，那是一个母系社会末期的辉煌时代。
统治这个王国的女王梁鹰和后来继承人，她的女儿梁利，在鸭子河边过着以渔牧农业为主的民主、自由、殷富的生活。梁鹰的妹妹梁鹞在巴国叛变，谋害了女王梁鹰。梁利就被推选为新女王，发兵剿灭了她的姨妈梁鹞。后来，梁利爱上了一个异乡人杜宇。杜宇主张伐林开荒，与梁利政见不和，杜宇便利用爱情之名行阴谋之实，将钟情于他的梁利药死，发动了“宫廷政变”，夺取了王位。自此，父系社会登场，一个森林王国——鱼凫王朝就走向覆亡。像这样的书籍和描写我看了很多，人们的理解和阐释都大相径庭。
对蜀国记载相对详细权威的是巴蜀奇书《华阳国志》。本书“蜀志”的第一句就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杨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指杜宇）、开明。是时……，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看来，古人对“蜀”这个神秘的王国也是知之甚少。但就是这些记载也够学者们研究一辈子。
直到今天，仍是考据古蜀国的权威典籍呢。“人皇”即指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氏”。这句记载说明早在伏羲氏时代，就已经有蜀族祖先“蜀山氏”存在了。神话传说，在开天辟地的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居住的氏族部落羌人就南下与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土著结合，经过许多年后形成了强大的炎帝部落，并与黄帝部落称雄九州。炎帝以羌姜为姓，蜀山氏是其中的一支部族。
“蜀”就是指当时“竹树”（俗称青杠树）叶上生长的没有经过人工驯化的野蚕。后来，这个民族将野蚕驯化后吐出的丝茧用于织锦，因而这支部族就被称为“蜀山氏”。“蜀山”也就是指能生长和饲养桑蚕的山。它包括今天的岷山和龙门山脉的西南部，更大范围也包括从岷江到嘉陵江流域的深丘、浅丘及坡地。可见，当时的蜀山氏是一个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大部族。
《华阳国志·蜀志》又载：“蜀之为帮……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这就说明“五帝”时期，这里与中原的关系十分密切。黄帝的正妃教化人们栽桑养蚕的嫘祖就是蜀族中的一位伟大女性。一脉传承，后来，颛顼、鲧、禹和蜀地蜀族也有紧密的关系。
由于远古时期交通条件所限，现今位于阿坝州的茂汶盆地曾是蜀人自黄河流域从青藏高原大陆架“南下”的故土。这里从叠溪以下存有河谷和台地可供耕种、放牧和种桑。有一位蜀王就带领族人栽桑驯蚕，使野蚕变成家蚕。家蚕和野蚕最大的不同就是家蚕丛居可以抽丝织锦、野蚕独处不能抽丝织锦。于是，蜀国第一代先王以养蚕织锦为业的“蚕丛氏”就应时而生。这个裂变过程大体在我国历史上夏代建立前后的百余年间。但茂汶盆地很小，再发展桑蚕业，已经没有川西平原边缘那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了。
多数专家认为，蚕丛氏时代的蜀人，对祖先曾经经营过的被美传为“都广之野”（见《山海经·海内经》）的川西平原十分向往。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迁徙是氏族发展的最好出路。于是，多数蜀族携家带口，从茂汶盆地的东面翻越与岷山相连的龙门山脉主干玉垒山脉（今彭州市境内）进入湔江河谷，再蔓延到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开始在湔江流域建立新的“蜀国”。
蜀国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除开明氏外，就有四代蜀王带领蜀族在湔江河谷，繁衍生息，演绎着古蜀文明的灿烂历史。
锄头挖出的“王国”震惊世界
无论怎么说，在“三星堆”发掘之前，人们对古蜀王国的研究和认识只能停留在书本的简略记载和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在今天看来，改变这一局面很简单，但人们却用了两三千年的时间。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古代文明遗址的发现过程，往往都是在一次不经意的劳动之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也是这样。１９２９年早春，川西平原北部的广汉市三星堆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雨过天晴，铺天盖地的油菜正抽苔拔节。有一个叫燕青宝的农民在自家院后的竹林旁，顺着水沟选了一处地势稍低的田角，他要挖一个当地称为“龙窝”或“龙斗”的土坑，以便架车车水灌溉自己的菜田。一锄下去，奇迹出现了。他那用力的一锄，竟碰在了什么金属物品上。再细细地拨开泥土，竟发现了一个土窖，窖里有很多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玉石器。燕青宝一下惊呆了。回过神来，粗通文墨的他立刻意识到，他可能是发现了一些古人埋下的古董之类的东西。他匆忙用土掩埋藏好，静候赶集的父亲归来。
在这最初的意外发现中，燕氏共获得玉璋、玉璧、玉珠、玉钏、玉架、玉刀、玉斧、玉琮、玉瑷等不同类型器物４００余件。其父燕道诚虽不懂金石学，毕竟见多识广，知道是批可能有价值的古董文物。只是多为杂玉和石器，值不了多少钱，也就随便的将其留了下来，供茶余饭后赏玩。若有亲朋好友索要，也慷慨相赠一两件。他们却不了解这些器物的历史价值。很久以后，他们才知道，燕青宝的这一锄却一不小心就挖出了古蜀王国的千年秘密。
自从这次发现后，“三星堆”这个地名就或多或少，断断续续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考古学界的注意。无独有偶，首先是引起了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的注意。董宜笃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对汉语和中国历史颇感兴趣。他原是以基督教安县中心教区传教士的名誉来蜀，回国后于１９２９年重返中国，被任命为英国圣公会川西教区秘书，后又兼川西圣公会教堂副主教，被派往四川广汉管理教务。
偏爱中国文化的他在传教之余，在会讲一口流利四川话的太太的陪伴下经常到处打听当地风土旧事。他终于得到了首批器物中的大部，并确认了其不可估量的考古价值。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１９３４年３月，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考古学家葛维汉亲自率领，在三星堆遗址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科学发掘。然而，在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三星堆的这些惊人发现也只是引起了少数学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