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巴渝
第一单元旧石器时代
在考古学上，将人类只会用打制的方法制造石器的这段时间，称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从猿进化到人以后，人类经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人类历史的童年。旧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三、四百万年前，止于距今一万二千余年前，占人类时间长河的99%以上。
现在我们知道，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匍匐大地到直立行走，人类的体质经历了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今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每向前行走一步，人类的大脑容量就增大一点，智能就提高一些。从茹毛饮血到烧烤食物，人类在漫长的摸索中，学会了取火和控制火，火改变了人类的饮食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体质的变化。从制造工具到狩猎采集，人类利用自然界的能力日益加强，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发展起了精妙的语言，构建起了有一定组织的血缘社会。
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石器非常简单、粗放，石器的种类较少，但无论在选材、加工、工具类型以致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在不断变化中。除石器外，人类还广泛使用竹器、木器、骨器、角器等，并逐渐从山洞走出，懂得了营建住宅。那时的人类还只能靠自然界的恩赐，进行渔猎采集活动，专家称之为"攫取型经济"。人类的社会组织基本依靠血缘纽带维持，人群内部食物共享，地位平等，属于游团社会的性质。
巴渝地区发现了许多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时代分布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有分布，其人类发展序列相对完整，世界上少有，是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巫山人——东亚最早的人类
对于自身起源的探索，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脚步。在中国，继上世纪60年代云南“元谋人”发现后，新的更早的发现接踵而至，震惊世界，那就是“巫山人”的横空出世。
年，人们在现属重庆市东部的巫山县庙宇镇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出产“龙骨”（传统中医对古代象、犀牛等哺乳动物化石的称谓）的洞穴，当地的许多人纷纷从洞穴里挖掘“龙骨”，据说这种骨头具有治病的神奇效果。挖掘龙骨的消息引起了中国科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黄万波先生的注意，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考古队去进行发掘，不久就出土了一些石器，虽然数量不多，但颇有价值。另外还有众多的脊椎动物化石，动物种类包括爬行纲、鸟纲、哺乳纲在内，总数超过余种。年10月13日，考古工作者在龙骨坡的石灰岩洞穴内发现了一段人类的左侧下颌骨化石，上面还带有两枚牙齿，此后，又发现了一枚人类的上门齿。这是一个十分意外的发现，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经研究，科学家将这批人类化石的主人命名为“巫山人”。
巫山猿人化石所在层位经地磁测年确定为距今～万年，比云南“元谋猿人”还要早30余万年，是迄今我国乃至东亚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们继续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又发现了二十多件具有明确特征的石制品和大量人类敲砸过的动物遗骸，大大丰富了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巫山猿人的发现表明，三峡地区对探索人类起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科学研究表明：二、三百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还没有抬升到现在的高度，因而长江三峡一带的气候比今天更为湿热，森林更加茂盛，生活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能够分布到目前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的三峡地区。三峡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合于古人的生存。三峡与奥杜威大峡谷一样，是寻找人类起源的最理想也是最可靠的大峡谷。奥杜威大峡谷位于非洲东部，气候炎热，这里发现的人类化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多也是最早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家也在三峡地区寻找到5种与人类起源有密切关系的灵长类动物化石。目前，科学家正沿青藏高原东麓、云贵高原、巫山山脉一带探求人类最早的祖先。
南北文化的交流通道
三峡地区横跨长江两岸，地理上处于我国南、北方交界的中间地带，南来北往的文化在此相聚，不可避免地带来交融和冲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烟墩堡遗址和铜梁文化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烟墩堡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名山大道二横路。从地形看，烟墩堡遗址位于长江的第四级阶地后缘、第五级阶地的前缘，海拔高程米上下，地理座标为东经°43′41〃，北纬29°52′18〃。
年至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在丰都县文物管理所的协作下，对烟墩堡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出土标本件，其中石制品件。烟墩堡遗址的石器从取材来看，与目前发现的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特征一致，即石制品原料取自当地的砾石（河卵石）。人们利用这些遍地可拾的砾石，打制出各种形状的石器。其种类有刮削器（刮削动植物皮毛）、凹缺器、端刮器、砍砸器（砍伐植物、砸击坚果、动物骨等）、尖状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zhēn,制作石器时的垫具）等。
烟墩堡遗址出土的遗物对于研究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遗址的重要发现，被评为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年，重庆市铜梁县在张二塘修建西郭水库，在距地表8米以下发现了一些石器，随即考古专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以及印度象、中国犀、巨貘（mò）、水牛等哺乳动物化石和乌木、楠木、胡桃等植物化石。石器多达余件，岩性主要是石英石，其次是燧石，以石片石器为主，可以分为石核（打制石器时剥片后留下的原料主体）、石片（从石原料上剥下的片状物）、石锤、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打片和修理基本上采用锤击法（一种打制石器的方法）。后来通过从遗址中采集的木炭进行测年，知道它距今约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铜梁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与涪江、沱江之间及盆地内同期其他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有较大共性，代表一种新的区域文化类型，故被命名为“铜梁文化”。
第二单元新时器时代
中国大约从距今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至公元前年左右正式迈入青铜时代，历时上万年。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的标志，它表明：人类不再完全向自然界进行索取，开始进行自主生产了。之所以叫做新石器时代，是因为这一时代广泛使用磨制过的石器，而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由沾土制作的陶器也已诞生，这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磨制石器、陶器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它们也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氏族部落社会，经历了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两个阶段，其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大体平等。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人群内部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等级现象开始出现，修筑了城墙，国家机器已经萌芽。这一切都显示文明的脚步已经临近。
在三峡的高山大河里，孕育了西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发现了大巴山以南、巫山以西最早的陶片。在这山清水秀里，一个个新石器文化持续不断地生长了余年，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序列。三峡，一头担着成都平原，一头连着江汉平原，于是便有了两种文化的正面交锋，于是便有了两种文化的彼此交流，于是便有了文化多样性，便有了灿烂。
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两个独立的发展体系。在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度与湖北西部地区一致，后者的文化发展序列是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白庙遗存。而巫山以东的重庆大部分地区，随着近年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变化的先后更叠也渐趋明朗，即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玉溪下层遗存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采集，此后峡江地区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渔猎采集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渐下降。家庭形态方面，大溪遗址早期发现多人合葬墓，晚期则只有双人合葬墓，推测早期属于母系大家庭，而晚期可能已经变为父系家庭了。
玉溪遗址的发现
长江进入丰都县高家镇一带，江水折向北流淌。在河流的拐弯处，有玉溪河缓缓向西注入。在玉溪河口的两岸，分别是玉溪和玉溪坪遗址。大约在距今多年以前，有一群原始人就生活在这里。
从年开始，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经过4年的发掘，终于全面揭露了这个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延续到唐代的遗址。人们在发掘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因人类活动或自然沉积形成的土层，一般来说，越往下的土层其时代越早）时，发现上部的地层主要是沾土，下部的地层主要是砂土，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于是考古工作者分别称其为“玉溪上层”、“玉溪下层”。
玉溪下层的地层中包含了数量惊人的人类抛弃的动物骨渣，以及数以万计的石制品，骨渣和石制品的堆积厚达5米，蔚为壮观。出土的动物骨骼经初步鉴定有水鹿、羊、水牛、狼、丽蚌、鱼等几十个品种，多为人们狩猎食用后丢弃的，这说明当时的居民过着渔猎、捕捞的生活。出土的石器看起来十分简单粗糙，都是就地取材，用江边的鹅卵石打制的，大件器物直接用完整的鹅卵石制作，小件器物则是用鹅卵石经手工剥离的石片加工而成，大部分石器都是打制石器，仅有少量的石斧磨制刃部，那时还没有见到通体磨光的石器。考古工作者认为，玉溪遗址应是一个石器制造场，这些石制品就是当时人类制作石器留下的。而且这些石器很可能远销外地。陶器稀少，主要有釜（fǔ，一种炊器）、碗、钵、盆几大类，其烧制温度较低，质地疏松，器形简单，显得非常古老，它们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叫做“泥片贴塑”的技术制造的，具体说就是将粘土擀成一块块薄片，层层敷贴拼合成各种陶器。
玉溪坪文化和哨棚嘴文化
最初，人们在制作陶器时添加纹饰的目的，是使陶胎更加致密，使相互叠压的泥片结合更紧，以利于陶器的成型和稳固。后来，纹饰逐渐有了装饰的功能，人们从中获得了审美的情趣，有的纹饰也被赋予了原始宗教等精神生活的内容。施纹的方式除了拍印、压印、刻划、镂空等以外，还进一步发展了绘画的技法，这便是极具艺术价值的彩陶。
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巴渝地区日趋繁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长江干流两岸，还是嘉陵江、乌江等各大小支流地区，都有人类生存繁衍。在这一时期，巴渝地区有两种一脉相承的文化，那就是玉溪坪文化和哨棚嘴文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玉溪坪文化是以丰都县玉溪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的。年代约为距今～年之间。玉溪坪文化时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处于发展的鼎盛状态，日趋强盛，对外的影响较大，从湖北西部的宜昌地区，到四川北部的山区，都可见到其留下的一些踪影。
重庆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后，哨棚嘴文化继玉溪坪文化之后兴起。
哨棚嘴文化的遗存在重庆峡江地区数量非常多，但分布范围较玉溪坪文化时有所收缩，主要是受到东边的石家河和西边的宝墩两个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挤压所致。哨棚嘴文化约从距今年延续到夏代初期。
大溪文化
以瞿塘峡为界的峡江东部地区以及江汉平原，在距今5、6千年前分布的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的命名地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大溪遗址，它被评为“20世纪中国大考古发现”之一，是大溪文化深入峡江地区的桥头堡。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峡江东部地区以及江汉平原，与瞿塘峡以西的重庆土著新石器文化差异明显，时代约为距今多年至年前。在重庆的巫山县，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欧家老屋、医院两个大溪文化遗址。
大溪文化墓葬多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重庆东部的大溪文化又具有一定的自身特征，其经济形态也与江汉平原完全不同。大溪遗址是大溪文化分布的最西界，对于研究瞿塘峡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地经济的杰出代表
通常认为狩猎采集是与旧石器时代的游团组织相关的，而农业则与氏族部落社会相联系。三峡地区山河纵横交错，气候温暖湿润，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因此捕鱼、狩猎和采集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业的起步和发展相对滞后。多种经济形态并存是三峡地区的特色，也是山地经济的重要特征。
考古发现表明，玉溪下层遗存出土的动物遗骨种类繁多，都是人们食用后抛弃的，说明距今多年前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在大溪遗址的各个文化层中也有数量巨大的鱼骨渣，但其它动物骨骼的数量则大大减少，显示其经济形态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可供渔猎的对象已大不如前；同时，大溪遗址内发现了埋牛、狗的坑，表明家畜的驯养也已普及。到了玉溪坪、哨棚嘴文化时代，各遗址虽然也有动物骨出土，但数量已经减少，渔猎经济（主要的工具有石球、石镞、石矛等）可能已经处于辅助地位，而农业则得到快速发展。通体磨光的石斧、石铲和打制双肩石锄大量发现，是锄耕农业经济的具体体现。砂石质地的研磨食物用的磨盘与磨棒、出土于云阳县大地坪遗址残留有水稻印痕的两块陶片，都显示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房屋与墓葬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除了吃、穿牵涉到基本的生存之外，房屋和墓葬则关系到生前和死后的生活问题，也特别重要，此外，房屋、墓葬也是古人家庭、社会结构的体现方式。
吊脚楼是现代重庆人的一种情怀，充分体现了适应坡地的聪明才智。吊脚楼的学名叫“干栏式建筑”，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房址数量不多，多数属于干栏式建筑。地平式房址在万州苏和坪遗址有发现，由柱洞、门道、红烧土居住面和残墙体等构成，屋内有较完整的灶坑，带有火塘和烟道，灶既可以生火炊煮，也用来保存火种并御寒。从墙体的红烧土块看，为经火焙烧的竹骨泥墙（以竹、木作为墙体的基本结构，其上再敷沾土）。屋内出土较多生活用陶器。苏和坪的房址是三峡地区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建筑遗迹，对于研究玉溪坪文化的居住形态和家庭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人合葬墓，是从考古发掘现场原封不动地切割回来的。靠右的两人是成年人，性别为一男一女，而左边三人为未成年人，他们很可能是一个血缘家庭的成员。他们为什么要葬在一起？是同时死的吗？如果仔细观查，就能发现在右边第二个成年人的胸部插有一枚骨箭头，很显然是非正常死亡；中间的未成年人则缺失了右腿。他们为什么这样离奇地死亡呢？考古工作者猜想，也许是违背了氏族部落的某些禁忌，而遭受的惩罚。当然也还有其他许多可能的解释，但这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谜，留给我们后人无尽的遐思和联想。
大溪遗址早期常出现多人合葬墓，晚期多单人和双人合葬墓，学者认为，其早期社会可能尚处于母系社会，晚期已经进入父系社会。
原始工艺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原始人只着兽皮和树叶，生活简陋，根本就没有什么审美和艺术。事实上，在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工艺技术已经有了较高水准，装饰艺术比较发达。
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纺织业。陶纺轮在玉溪遗址上层即已发现，到了玉溪坪文化和哨棚嘴文化时期，纺轮大量出现。圆形的纺轮中部有一孔，主要用来纺线。很多纺轮装饰有各种纹饰，充分体现了原始人的审美情趣。编织工具发现较少，可能与其多选择木、骨等材质不易保存有关。在大溪遗址发现的一种长约15～30厘米、一端带尖刃的扁体骨匕，与现今的一些民族资料对照，很可能是一种编织工具，它可以用来织鱼网，也可以织细密的布。缝补用具主要是骨针、尾端带刻槽的骨锥等。骨针与现今的针基本相同，有细小的针鼻。骨锥较粗大，很可能用于缝补兽皮，刻槽则利于系线。
各种装饰图案和雕塑都有发现。彩陶的艳丽自不必说，那神秘的刻划符号，似乎告诉我们它就是文字的雏形。小小陶片上的太阳，还刻划出放射的光芒，反映了人们对太阳的热爱和崇拜。这些带尖刃的扁体骨匕，上面刻有一些抽象的装饰图案，难道是刻符记事吗？石雕人像栩栩如生，表现的是一位妇女正半蹲着，双手伸向后面，护着孩子爬上背来的母子情深的画面；石龟同样清晰生动，龟甲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龟眼以两个小圆圈表现，其精致生动、惟妙惟肖的形象，令我们无比惊叹。
第三单元青铜器时代
青铜时代是指人类主要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时代。世界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同，1万年前的西亚人就已经用自然铜制作装饰品。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最早出现的是黄铜，后来又加入了锡和铅，制作出硬度更高，更耐磨的青铜器，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
距今多年前的黄河流域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距今0多年前中国的青铜时代达到高峰，我国各地区的青铜时代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春秋等时期。这时的古代巴渝地区才进入青铜时代不久，作为成都平原与江汉平原间交通走廊的巴渝，巴人在学习外来先进青铜文化和自行探索之中创造着充满神秘特色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中发现有蜀、楚、秦等周边文化长期而明显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明显特色。
历史文献中的巴国
巴族出现于何时我们还不知道，巴人并不是重庆地区的原住民。部分学者对一些甲骨文记载进行辨识，认为商代中期就已经有商王伐巴方的记载。而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巴人的记载是在3多年前，巴人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因功封爵，成为周朝的藩国。学者们推测这时的巴人居住在鄂西地区或江汉平原上。春秋时期巴国在与东边的楚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大约于公元前六世纪被迫向三峡地区撤退，建立了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巴国。而楚国的军队很快就追踪而来，巴国先后在现在的涪陵、重庆、合川、阆中四个地方建立都城，很可能就是在楚国攻击下一步步后退的反映。巴国的疆域也随着古代战争频繁发生而不断变化，大体上巴国最强盛时占据了现在的重庆和四川东部、贵州北部的部分区域。战国时期各国的扩张步伐加快，巴国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终于在公元前年被秦国消灭。
廪君的传说
巴人来自哪里？谁又是巴人的祖先？这个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有统一的答案。流传较广的是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廪（lǐn）君务相的英雄传说：
在远古时代的清江流域生活着五个巴族部族，为了部族的发展，首领们决定采用比赛投剑入洞、划土船的方式决定新的部族首领的归属。其中一个部族的首领务相在比赛中获胜，成为巴族的新领袖。
为了壮大部族的势力，他率领巴人向江汉平原迁徙，在一个叫盐阳的地方被一支母系部落拦住道路，这个部族的首领盐水女神爱上了廪君，夜晚来办，白天聚同族人拦路，试图以柔情打动我们的英雄。为了部族的发展，廪君假意感动，送给盐水女神一条丝带作为礼物，却借着丝带认出了混在族人中的盐水女神，进而吞并了盐水女神的族人。
廪君带领巴族走向强盛之路，因而在族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廪君死后组人们宣称廪君的魂魄化作白虎，继续守护着巴族，他们用人血祭祀白虎，希望得到廪君的庇佑。
巴人与战争
巴人长久以来都面临着强敌压迫和艰苦自然环境的挑战，抗争和奋斗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历程。
巴族自形成以来就和战争密切联系，可以说巴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巴族对外战争史。在巴人的青铜文化中，兵器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巴文化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体现在兵器上，柳叶形青铜剑是最典型的兵器，这种剑薄而锋利，是近身搏斗的利器，彰视出巴人勇猛无畏的性情(图片三柳叶形剑)
柳叶形矛、圆刃亚腰钺（烟荷包形钺）也是巴人的典型兵器(图片四圆刃亚腰钺)；属于长兵器的戈、戟和远程攻击兵器的弓弩是受周围文化影响出现的兵器种类。有意思的是在巴人的兵器中最主要的是短兵器，长兵器和远程兵器的数量较少，而盔甲、
盾这类防御兵器基本没有发现。千万不要认为巴人就是悍不畏死，只攻不守的“野蛮人”，其实巴人的防御兵器很可能就是《三国演义》中详细描述过的“藤甲”。它轻便、实用的特性正适合矮小、灵活的巴人身体特点。看到这些经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还仍然保持着锋锐的利器，追忆当年金戈铁马、浴血搏杀的战争场面，所有人的心中无不涌起热血豪情.
在众多的巴人兵器中，錞(chun)于、钲(zhēng)这两种主帅用来指挥军队行动的乐器无疑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器了。
其实这类东西古今中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左传》中记载曹刿(guì)告诉鲁国国君“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争理论，表明了乐器在军队中不仅仅是用声音传递信号的作用，而且有着调动士兵情绪、鼓舞军队士气的作用，后一点对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进而增强战斗力起着重要作用。就这点来说，那些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列强战争中吹奏着乐器迎着炮火前进的军乐手们不但不可笑，反而令人钦佩他们带着悲壮色彩的勇气。
断头英雄——巴蔓子
《华阳国志》记载，战国时期，巴国内乱，将军蔓子奉命向楚国借兵平乱，被迫答应送给楚国三座城作为代价换取楚国的军力。当平乱后楚国前来索要城池时，蔓子将军宁可用自己的头颅来谢罪也不愿损害国家的利益。楚王哀叹道：有这样的将军，还要城池干什么呢？头可断而城不可得！这传颂千古的名句体现的不仅是为国家牺牲小我的忠勇，更体现了巴人的刚烈性格。巴蔓子属于传说或者事实已经不易考证，现存于较场口的巴蔓子墓里面到底埋葬着谁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巴蔓子所代表的精神激励着后来者，成为巴渝大地人民的精神象征。
巴地的民族
如同现在我们的国家构成一样，古代巴国也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峡江地区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巴人不可能象平原地区的国家一样存在大规模的聚落，峡江地区的人类势必分散成许多小的部族，在山林茂密、水流湍急的峡江里维持着部族的生存。
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他们学会用不同的材料修建不同样式的房屋，制作不同的工具获取不同的猎物，因着不同的地理环境采取不同的埋葬习俗，即使是因对于自然的力量产生恐惧心理而诞生的图腾和宗教信仰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上述的差别，促使着许多小的部族形成。
这些部族的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就是铸在兵器上的虎、鸟、蛇等不同动物图腾代表着它们属于不同的部族,柳叶形剑上经常出现的虎造型传说是巴族的保护神廪君所化；这件人手持蛇造型的带钩就是崇拜蛇的巴人制作的。
商周时期峡江地区的陶器与铜器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高峰时期，而同时期的峡江地区还处在较为落后的阶段，考古学家把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成为早期巴地遗存。
商周时期的峡江地区文化和同时期川西、鄂西地区文化很相似，都流行薄胎黑陶器，种类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带耳罐等。其中小平底罐是一种口很大、底很小的罐的称呼，高柄豆是柄部高达0.5-1米的盛器，而灯形器外形很像高柄豆却在柄中心有一个圆孔贯通上下。斝、盉、觚都是两种饮酒、饮水的器物。
商周时期的峡江地区文化和同时期川西、鄂西地区文化很相似，都流行薄胎黑陶器，种类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带耳罐等。其中小平底罐是一种口很大、底很小的罐的称呼，高柄豆是柄部高达0.5-1米的盛器，而灯形器外形很像高柄豆却在柄中心有一个圆孔贯通上下。斝、盉、觚都是两种饮酒、饮水的器皿。
在巴人进入峡江地区以前，这里虽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由于铜矿的稀少、铜器铸造的困难使得铜器的使用尚不普遍，除了少数上层人士使用青铜器，大部分的人还在使用石器和陶器作为工具和生活容器。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审美水平的提高，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仿铜陶器，如斝(jiǎ)、盉(hé)、觚(gū)等。
出土于巫山大昌，是目前重庆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它肩部有各三个对称的羊头和鸟形装饰，腹部装饰有夔龙纹，具有浓重的中原文化特征。有意思的事，这件青铜器并不是考古学家们在古代文化废墟上发掘出来的，而是在一场洪水之后在大宁河畔发现的。由于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没有同时出土的文物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考古学家们只能根据他的形状、纹饰等方面推断它制作于商代中后期。学者们从它的制作工艺、造型等多方面分析，认为这件器物是本地铸造，代表了早期巴文化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由于种种原因，早期巴地遗存只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但从这件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分析，早期巴地遗存属于青铜时代是毫无疑问的。
峡江地区的巴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巴渝地区呈现巴楚文化的特征。大约以现在的忠县为界，在忠县以东楚文化从早到晚由东向西发展，在忠县以西巴文化逐渐向西退缩。
甗是一种蒸食物的炊器，用途类似现在的屉锅，上半部分大口、深腹，用来放置食物，下半部分鼓腹，加水蒸食，腰部收束，加个箅（bi）子，承托食物，三足支地的设计，增大了器物底部和火的接触面积增多，加快蒸煮食物的速度。在战国时期的巴文化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器物——釜甑，外形和功能都十分相似，只不过分成上下两部分制作，箅子成了釜的底部，甑变成圜底，加上四个钉足。
忠县以东地区地区发掘出了大量楚文化墓葬，其墓葬规模往往大而深，工程考究多数墓壁涂抹光滑，棺木内外又仿佛用的膏泥或木炭，多数有大量随葬品，常见的是鼎、敦(dui)、壶等祭祀用器。
巴人的造型艺术
巴人是崇尚巫术的民族，每个小的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白虎、蛇、鸟、鱼、龟等图腾常常出现在巴人的器物装饰上，有的还和巴蜀图语组合出现，表达某种意义。随着巴人与周围国家的接触频繁，周围文化的器物在巴地逐渐流行，这些外来器物上的纹饰、造型也渐渐出现在巴人文物上。相对来说，巴人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巴人墓葬中出土的部分文物和湖北出土的楚文化器物没有太大区别。这件错金犀牛带钩就是其中的一件精品。
这件堪称镇馆之宝的文物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群，整体造型是一只特征怪异的鸟，它头顶有冠，嘴巴阔而且短，双目圆睁前视，大耳脖粗，体态肥大，短尾巴，还有一双蹼足。在身上和脖子上有羽毛形纹饰，有的原来还镶嵌有绿松石。这件器物和中原的鸟兽形尊造型相似，但嘴上有孔，背上却没有灌酒的口，应该不是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它制作精细，尊是中原商文化开始流行的一种酒器，多数做成禽鸟或走兽形状，腹内中空，口部作为倒酒的流，背部作出带有盖子的注酒孔。很可能是巴人根据中原已有的鸟形尊造型而自己制作出的青铜器，成为巴人青铜工艺水平的代表作。
巴人乐舞
在原始宗教中，歌舞是巫师沟通人神不可或缺的手段，在现在还存在的一些少数民族宗教中可以看到巫师在祭神的时候跳舞的场景。在大洋洲的土著人也有在战斗前跳舞以鼓舞士气的舞蹈。巴人也有类似的舞蹈，据说武王伐纣时站在最前面的巴人通过在战斗前持戈起舞的方式，达到恐吓敌人激励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有名的巴渝舞，汉高祖刘邦还命令宫廷乐府学习这种舞蹈，流传下来。一些学者认为现在土家族的摆手舞就是巴渝舞演变而来的。
巴人虽然好舞，但民风淳朴，其乐器的种类显得比较单调，主要有錞于、钲、编钟、铃铛等几种，都有比较多地发现。这些乐器中最出名的是这套鎏金编钟
14件造型相近、大小递减的纽钟悬挂在木架上，可以敲击出音阶较为复杂的音乐，架子两段及立柱的顶部都有虎头造型的铜装饰，它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群M1，该墓还出土了大量较精美的青铜器，部分学者认为这座墓是巴国的一个王陵。至于錞于、钲前面已经介绍过，都是军乐器。
铃铛的形制较小，应该是身上携带的装饰类乐器。在上述乐器之外还有一种乐器——銮铃，这种铃呈镂空圆球形，球内在铸造时放入两个圆形石块作为铃舌，下面有銎以纳柄，应该是车马上的一部分。
贵族与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中两个对立的阶层，这种对立不仅在生前表现，而且在死后也明显的表达出来。贵族作为国家的统治阶层，生前政治上享有特权，掌握了国家的经济，为了死后的世界驱使大量平民为自己修建规模巨大的墓穴，制作金、银、玉石、铜器等各种器物。
青铜时代的人们往往用一些特殊的器物来显示自己的身份，玉具剑就是其中的一种。玉具剑流行于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是高级贵族的专用品，这种在剑鞘、剑身上装饰玉器的做法对增加兵器的实用性毫无帮助，纯粹是标榜权势的道具，就像用黄金来装饰手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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