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发现黄金，应当是很早的。《管子》引伯高对黄帝的话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尚书·禹贡》有“厥贡惟金三品”的话。司马迁说：“虞夏之币，金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班固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这些话虽然没有根据，但黄金的发现一定是很早的，因为河畔砂砾中常常有天然的金块金粒。外国发现黄金有在铜之前的，比白银早，因为银矿多不纯，常与铜、铅、硫、砒、锑等化合，天然银很少，而镕解技术又发展得慢。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常常金银并提，而且殷代彝器上有错金银的事，如安阳和新郑出土的彝器就有错金银的，但究竟以黄金用得比较多。西亚一些古国如腓尼基、巴比伦、以色列等，白银用得比黄金多，那是由于特殊的原因，由于腓尼基人在国外发现并带回多量的白银。中国在新郑的发掘品中，还有打了凸凹花印的金叶。此外还有包金贝、贴金贝和纯金贝的出土。

黄金受到原始人的重视，自然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或人民的议定。人类对黄金发生爱好，大概因为它有象征作用。黄金既不能制造武器，又不能作生产工具，全靠它那美丽的光泽，恐怕还不足以打动古代人的心。外国有人说，古代可能以黄金象征太阳，白银象征月亮。而且外国古代有用黄金仿制贝壳的事。据说公元前年的时候，红海和尼罗河之间的人民，曾用黄金仿制贝壳。埃及文中金字的象形文字就是贝链。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出土的最早的金饰也是粗制的金贝，用作发饰。上面说过，中国也有金贝出土。因此有人把人类对于黄金的迷信同对贝壳的迷信联系起来。中国古籍中没有提到黄金的可宝之处，但中国古人也是有迷信的。既然认为“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珠足以御火灾”，那么黄金也可能有它神秘的本领。

黄金被发现和掌握之后，最初应当是用作装饰品。到了战国时期，逐渐被用作宝藏手段和支付手段。中国在春秋以前，私有财产制度虽然早已确立，不过古时私有财产的范围很窄，土地还是以公有为原则，没有大地主。商业还不发达。个人的财富只限于自己分内的农产品，数量既不多，存储也不觉得不便。后来因为赏赐或开垦，于公田之外，又有私田。日子久了，私田数目增加，并且发生土地集中的倾向，这大概是春秋战国之间的事。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如采用铁的农具等，使生产力提高。地主的私有财富也随着增加。地主私财的增加，便会发觉农产品不是理想的保值工具，甚至铜铸币也不是理想的宝藏手段。当时也许不在乎堆存农产品所需要的空间，但农产品不能久存，因此黄金就取得了宝藏手段的职能。

战国时文献中称金的地方很多，往往是指铜，但有时是指黄金。向来的学者多以为金是指黄金一斤，也有人说是指一万钱。金字的意义是变化莫测的。古时金银铜都称金。彝铭上的金字大抵都是指铜。春秋战国时的金字有时是指铜，有时是指某种货币单位，但有时是指黄金。如《公羊传》中的“百金之鱼”和《吕氏春秋》中的“千金之剑”，似乎不应该是指黄金，否则黄金的价值未免太低了。这里大概是指铸币，一金就是铸币一枚。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金字解作铸币。例如《管子》中叙述齐桓公卖盐“得成金万一千余斤”，又说“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一两铜甚至一斤铜绝值不到四千个钱，何况这里的钱是厚重的刀布。所以我们不能否认黄金的使用，因为有些文献明明说是黄金若干镒或若干斤。《管子》书中就说过，“黄金者，用之量也”，又说：“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列子》和《吕氏春秋》都提到齐人到鬻金者之所偷金的故事。这里的金显然是指黄金。进而证明战国时已有金店。

战国时期的使用黄金，是不容怀疑的。这并不是说黄金在当时已是十足的货币，更不能说当时文献中的黄金都是指货币。古人钱财不分，其实财富不一定是货币。正如《易经》中“亿丧贝”的贝和“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朋，都可以说是财富，但不一定是货币。同样，《战国策》记苏秦衣锦还乡时，问他嫂嫂为什么前倨后恭，他嫂嫂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这里的金，固然是财富，但也不一定是货币。

除了作为宝藏手段之外，黄金主要是作为支付手段，例如赏赐、馈赠和贿赂。后两者实际难以划分。黄金不具备货币的两种最重要的职能，即价值尺度和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所谓“百金之鱼”和“千金之剑”如果是指黄金，那就是作为价值尺度，然而这里的金字不像是指黄金。文献中有用黄金来作悬赏标准的，如秦始皇悬赏以黄金千斤来购买樊於期的头，这看来似乎是购买手段，但实际上这不是普通的交易，只能算是支付手段。所以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的作用同荷马时期的希腊差不多。在《伊利亚特》中，黄金是一种贵重品，是人们追求的对象，有时用作支付手段，但不用来表示价值，也不用作购买手段，购买手段或价值尺度用牛，称某物值得几条牛。

中国的重量单位，以见于彝器上的寽和匀为最早，但一寽是多少以及寽和匀的关系都无法知道，这两个单位在战国时期显然还在使用，秦汉间的文献对于寽的重量也没有一致的说法。大概各地的习惯不一样，正同古代亚述人所用的单位锡克尔和米纳一样。锡克尔有两种标准，一重十七公分，一重八公分半。后来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采用这单位，又有各种不同的标准，五十锡克尔等于一米纳，六十米纳等于一塔兰顿。这种衡制由巴比伦传到希腊，但希腊各地的塔兰顿又不同。中国的寽虽有轻重两种说法，大概通行的是重的一种，即三寽重二十两，这由毛公鼎铭中的“取三十寽”可以证明，那里的寽不可能只有十一铢多重。在战国时期只有两种重量单位，即斤和镒，一斤为十六两，一镒为二十两。从当时文献中的记载看来，这两个单位是乱用的。这两个单位同匀和寽似乎没有正式的联系，这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虽然后来的人用铢两把这几个单位联系起来，四个单位都成为铢或两的倍数，可是在甲骨文和殷周间的金文中似乎并没有铢和两这两种单位。铢两作为重量单位恐怕最初出现于三孔布上，那是战国末年，而且是秦国的制度，其他国家不用。那以前两字作，从冖从羊，指羊祀；后来用作匹耦或一对的意思，如车辆，因车有两轮。金文中的两字，即作这种用法，不作重量名。斤字在古时乃工具名，如斧斤，不是重量名称；益字由朋字转化而成，用作重量单位应在铢两出现以后。所以西周彝铭中的匀和寽如何变成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的斤和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战国时期黄金的形式，不见有记载。但黄金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转来转去，应当有某种形式，有时自然是用器饰的形式，有时可能有特殊的铸造形式。如果没有固定的铸造形式，而只是用各种各样的金饰凭重量来授受，那就仍然是一种实物。

楚国是古代盛行黄金的地区，因为楚国有许多产金区。例如汝、汉就是以产黄金而闻名。管仲就羡慕楚国的黄金。北方所用的黄金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楚国去的，《尚书·禹贡》提到扬州贡金三品的事。楚国的黄金有一定的铸造形式。这种形式是像豆腐干一样的小金饼，上面有文字。文字多用阴文，同蚁鼻钱上的文字一样。据说偶尔也有阳文的，但极少见，而且不是楚国的常制。这种小金饼并不是一枚一枚单独铸造，而是在一大块扁平的金钣上打上许多印记，使用时临时凿开。这些印记像图章一样，所以宋代人称之为印子金。根据实物和土范，一钣上金饼的数目并不固定，有时十六方，有时二十方，有时二十四方，有人根据少数现象，就作出结论，说一方就是一两，一钣是一斤或一镒，这是不足信的。因为还有别的数目。实际上要看金钣的大小而定，金钣大就多打几印，金钣小就少打几印。而且在一块金钣上，印记的排列有的并不整齐。凿开的时候，也不可能准确。过去出土的金饼也并不是一方一方完整的。有时缺一点，有时只有半方，有时是三分之一，有时是两个半方连在一起，有时是一方半，有时是许多方连在一起而又残缺不全，所以流通时一定要经过秤称。就是比较完整的一方，也因金钣有厚薄，印记也有大小，不能求出一个标准重量。尽管如此，当日的铸造者决不会有意使它不等，他们心中应当是有一个标准的。只是由于技术水平低，而且不是一地所铸，所以分歧相当大。但除了据说有特别大样的郢爰以外，一般的金饼，若是完整，则它的重量不外自三钱到五钱，平均每方约重十五公分。

金饼上的文字，据所知有五种，即郢爰、陈爰、专爰、以及一方残缺的，只剩下半个字，作攴，像是文字。郢（今湖北江陵县）是楚国的首都，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把它攻下了，楚都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年）又迁寿春（今安徽寿县），仍用郢的名称。专爰的文作，爰字好像有一偏旁，也许作锊；专（即鄟，今山东郯城）在春秋时属鲁，战国时并于楚，大概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城市。字有人释为颍，即使释得不错，也难确定它的地点。安徽有颍州（即阜阳）和颍上，河南有临颍，不知究竟在哪里，好在这三个地方都在颍河上下游。至于那枚残饼上的半个字，就不晓得是什么地方了，它只证明有第五种金饼的存在。

金饼的开铸时期也不是容易确定的。这种金饼料想自古即有发现，北宋时寿州出土相当多。近代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有出土。湖南只有陶制的冥饼，应当也有金饼。但湖北却没有出土。如果将来还没有金饼出土，那就说明它是迁都以后铸的，而且大概是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铸的。寿春是铸造中心，其他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也从事铸造，而且铸造的金饼不限于用本地的名称，大部分是用郢爰二字。因为各地出土的以郢爰为多，其他几种地名的金饼也在寿县出土，但数量非常少。据说河南出土的郢爰，篆法同寿县出土的不同，金色也稍淡，但金饼的成色一般都是很好的，有些接近纯金。

由于金饼以郢爰为最常见，而其他几种也称爰，所以把这一类金饼统称为爰金或金爰。爰同锾自然是同一个字。向来学者们认为爰和寽也是同一个字。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说古代这两字的书法判然不同，是汉代人误读作一个字。这问题由爰金上爰字的书法得到解决。爰金上的爰字大体上有两种写法：郢爰和陈爰作，这应当是爰字；但专爰作，这就应当是寽字了。可见两者实在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寽原是重量单位，后来兼作价值单位。正同巴比伦的锡克尔原为重量单位，后来变成货币单位一样。战国文献中的锾，到底是价值单位，还是重量单位，不是很明确。单说“其罚百锾”，可以理解为价值单位，也可以理解为重量单位，但以解作价值单位适当些，甚至可以解释为货币单位。因此爰金上的爰字也应当解作价值单位。切凿得不整齐并不妨碍爰作为价值单位或货币单位。几百年前，中亚细亚的迪尔亨姆银币和英国的银便士常常被切成两半或四片，以供零用，这并不妨碍迪尔亨姆和便士作为价值单位或货币单位的资格。

据说郢爰有银质的，也有铅质包金的，后者同陶饼一样是冥币。

北方的刀布是从生产工具发展出来的。楚国的蚁鼻钱是铜贝发展出来的，但爰金的形式就难以解释了。它不像是什么工具演变出来的，也不像是装饰品。这种形状的钱币只有印度使用过。印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通行方银饼和方铜饼，上面也打上各种印记，也用切凿的办法来截开。楚国的金饼是不是同印度的银饼有联系呢？为什么楚国的币制中同时包含着最落后的因素和最先进的因素？这些只有把它同外来影响联系起来才好解释。蚁鼻钱作为贝壳的承继者在当时中国的币制中是一种落后的因素，而金币却是一种先进的因素。